1978年世界杯期间，两名记者弗里茨·耶勒·巴伦德（Frits Jelle Barend）和简 ·范德·普滕（Jan Van der Putten） 敢于举报军事独裁政权的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出色的报告和笔记向军事独裁政权挑战。

10月2日，他们应安妮弗兰克拉丁美洲中心（CAFA）的邀请抵达阿根廷，参加阿根廷不间断民主40周年纪念活动。 自从抵达后，巴伦德和范德普滕参加了在前埃斯玛记忆遗址和河床体育场举行的各种活动。

记者弗里茨·杰勒·巴伦德在接受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说：

（……）我们抵达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荷兰大使奥内雷·范·德·布兰德勒（ Honere van de Brandeler ）先生说：“欢迎来到阿根廷，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这里一切都太棒了（……）

荷兰政府是当时阿根廷军政府的第二个贸易伙伴，大使奥内雷·范德布兰德勒曾为军政府独裁者维德拉（Videla）辩护，并推动荷兰政府向阿根廷军政权出售了福克飞机。

巴伦德和范德普滕在78年世界杯期间让世界了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根廷队在决赛中战胜了荷兰国家队后，巴伦德假装成荷兰足球运动员采访豪尔赫·拉斐尔·维德拉并问他有关失踪人员的事情。

范德普滕负责在周六的比赛中将麦克风对准五月广场母亲们，就像 1978 年那样。正如他在国家广播电台讲述的那样，他们的到来被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包围着。以下是他的描述：

（……）荷兰电视台要求我做一次对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们的采访，因为我当时的西班牙语比现在说得更好（……）这不是个普通的采访，因为她们意识到了可以说出她们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的可能性（……）

这次采访最终证实了阿根廷在欧洲流亡者、在人权组织和被军政府人员接管的国家大使馆。

五分钟的采访，浓缩了母亲们的痛苦和勇气。 还有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人员失踪的行动方式的证据。警察也控制并试图逮捕她们。 这些都是在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庆祝活动期间被严密掩盖的恐怖事件。

以下是他对五月广场母亲的采访：

(…) - 女士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他们在哪里。 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只需要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我们知道我们女儿刚生了孩子，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 政府说你们是骗子

- 我们是骗子吗？ 政府撒谎。 我们这样已经两年了（……）他们袭击了我的房子并折磨了我（……）我们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

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陷入绝望。 他们从我们身上夺走了母亲所能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到处都对我们关闭了大门。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巴伦德谈到这一困境时告诉我们,母亲们说：“我们明白，本届世界杯不是足球世界杯，而是捍卫（豪尔赫·拉斐尔）维德拉政权的世界杯，就像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是捍卫（阿道夫）希特勒一样” 。他与同事们讨论了国际足球锦标赛所发挥的“真正作用”。 背景是阿根廷自1976年3月24日以来一直在经历的血腥的独裁统治。
范德普滕回忆道：“我开始的时候只是出于挑衅。 我告诉母亲们：政府说你们是骗子。 那是一颗炸弹。 然后警察就让我们离开了。 那些日子里，我收到了一生中最文明的死亡威胁：“´告诉你的朋友要守规矩´。”

巴伦德和范德普滕来到阿根廷，是因为他们传播阿根廷所发生事情真相的行动而受到的表彰。 此次表彰是对2023 年 8 月荷兰已对他们进行致敬活动的补充。五月广场祖母协会的主席埃斯特拉·德·卡洛托 (Estela de Carlotto) 出席。

祖母们在海牙大使官邸认出了荷兰记者，在国际刑事法院德卡洛托由国家人权秘书奥拉西奥·彼得拉加拉·科尔蒂 (Horacio Pietragalla Corti) 陪同受到认可。

范德普滕与巴伦德一致认为他们“履行了记者的职责”，“写下阿根廷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义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女性的面孔”，正如巴伦德所说，她们“是真正的女英雄”。

制作：西尔瓦娜·阿维拉内达

网页：朱利安·科尔特斯-佩德罗·阿劳斯

主持和录音剪辑：汲丽娜
_____________________